□徐 坚

　　2015年，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局部动荡态势，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深层结构调整加剧，大国围绕国际秩序和地区热点加强博弈，世界格局变化更加复杂。在国内经济迈向新常态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大力开拓创新，成果显著，中国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复苏基础脆弱，结构改革举步维艰

　　2015年，相关权威机构均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经济呈下行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年世界经济增长由3.3%下调至3.1%，世界银行（世行）则将世界经济全年增长率由3%调低至2.8%。

　　从经济增速来看，各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二重分化。第一重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分化。二者复苏步伐不一致，世界经济不平衡加剧，发达国家复苏依然乏力。摩根士丹利国际金融公司预计美国经济增长2.4%，但2016年可能降低到1.9%。世行上调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至1.5%，高于此前预测的1.1%，但这一增速仍难以使欧元区对全球经济发挥引擎作用。日本经济停滞不前，2015年上半年同比下降0.08%。第二重是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主要新兴国家中，除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较快以外，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世行预计今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增长4.4%，较此前相比降低0.4个百分点。

　　2015年上半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GDP分别同比增长2.6%、2.75%、1.01%、1.41%；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第一季度分别为7.0%、7.5%、1.62%、-1.6%、-2.2%。其中，俄罗斯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为-4.7%。

　　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存在结构性问题，致使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虽相对较好，但实际失业人数压力依然较大，企业投资疲软，致使美联储多次延期加息。

　　日本推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尽管日元贬值幅度较大，但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反之，日本进口企业由于日元的贬值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另外，日本政府长期身背巨债，一直以来缺乏削减债务的“良策”，不断累积的巨额债务为日本经济和主权债务信誉带来更多的风险。

　　近年来，英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严重。英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20%左右跌至目前的10%以下，本轮经济复苏过度依赖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法国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所反弹，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增速水平较低，经济依然低迷，复苏基础薄弱，社会福利包袱较重，结构性改革不足等问题突出；出口行业一直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受欧元区各国经济疲弱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影响，今年德国出口受到冲击。此外，作为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还面临着希腊债务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

　　新兴经济体中，受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低、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巴西和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经济陷入低迷。其中，巴西经济持续负增长，面临较大的滞胀风险，资本流出压力不断增大，严重影响其消费和投资规模；俄罗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同时，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经济短期内难以摆脱负增长的局面。

　　印度和南非等国国内均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其中，作为“金砖国家”中债务率最高的国家——印度，外部资金“回流”将进一步加剧印度政府偿债能力不强等问题；而南非长期存在电力短缺问题，电价上涨或将进一步推高南非的通胀率。同时，南非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除下行压力加大外，还有以下问题：

　　其一，宏观政策协调面临考验。由于全球经济恢复不均衡，各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陷入僵局。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口老龄化以及收入不均衡问题持续困扰经济复苏，如何确保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与保持财政平衡，对各国财政政策而言，任务十分艰巨。具备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有能力继续采取措施刺激增长，而对于财政负担已经非常严重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并非易事。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支出，大多数国家的财政资金捉襟见肘，陷入僵局。IMF预计，2015年美国、欧元区、日本政府债务率仍将分别高达105.1%、96.1%和245.5%。而新兴经济体，由于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不少国家试图通过预算外项目和政府担保等形式提供准财政刺激，但有关措施缺乏监督和透明度，潜藏较大的预算风险。

　　其二，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影响，并使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失衡的矛盾有增无减。2014年，美元兑换“一篮子”主要货币（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及瑞郎）上涨13%，为1997年来最强劲年份。进入2015年，美国经济稳定复苏与美联储加息预期助推美元汇率继续上升，美元指数再创新高。相比美元，欧元和日元兑美元汇率屡创新低，多种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也持续下滑。美元升值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给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资金从新兴市场不断回流到美国，使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美元升值致使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加大，加重新兴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负担，对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面临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国家的冲击尤为严重。美元持续升值一旦伤及美国经济增长，不仅全球通缩压力难以解除，而且不排除部分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其三，石油价格持续偏软，大宗商品价格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自2014年6月起，国际石油价格加速下跌，从最高每桶115美元跌至56美元左右，跌速之快、跌幅之大超出市场预期。导致油价大跌的主要因素是，非传统的石油供给稳步增加（得益于页岩气革命等新科技，美国由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正在变成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欧佩克调整石油战略（拒绝减产计划）以及地缘政治危机（中东乱局、乌克兰危机等）。2015年，油价延续下跌态势，一度曾跌破50美元/桶。油价下跌影响广泛，有利于石油进口国降低进口成本、刺激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复苏。然而，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使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等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新兴经济体遭受经济上的沉重打击。油价走低还加剧了金融风险，影响投向能源行业的信贷安全以及石油出口国的货币汇率。

　　大国围绕国际秩序新规则的战略博弈进入新高潮

　　2015年堪称国际秩序年，大国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秩序尤其是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订展开的博弈全面拉开。

　　2015年上半年，围绕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倡议，中美秩序之争开始升温。出于争夺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导权，美国对建立亚投行倡议一开始就持抵制态度，并欲使其他发达国家站在美国一边。但最终结果完全出乎美国预料。继美国的传统“铁杆”盟友英国率先表示支持亚投行后，德、法、意以及除日本外的其他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戈”，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轮博弈以中国完胜收场，主要原因是美国采取了非常不明智的立场。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并非要另起炉灶取代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而是要弥补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巨大需求方面存在的不足，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补充和完善，从长远看美国也可从中受益。但美国出于加强与中国竞争的考虑，不顾世界经济的客观现实，试图以势压人，结果适得其反，不仅自损颜面，在美国国内也招来许多批评。美国政府事后对其失当立场有所认识，在未来是否加入亚投行问题上态度趋缓，理性有所回归。

　　然而，大国秩序之争并未到此止步。在新兴大国设立金砖国家银行、金砖国家储备基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同时，美国加大了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的推进力度。10月，美国宣布TPP谈判成功，将这场较量推向高潮。

　　TPP被视为一项史无前例的高标准的21世纪新型贸易协定，旨在一揽子解决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相互关联的各种问题。目前，加入该协定的有亚太地区的12个国家，GDP总合约为2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的37%；商品和服务出口达2.3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13%。美国贸易代表称TPP“书写的是全球贸易规则——这些规则有利于促进美国出口的增长、美国GDP的上升、培育待遇优厚的美国工作并加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力”。对于美国利用TPP主导全球经贸游戏规则的企图，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声明中明言：“美国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定义全球经济规则。”

　　TTIP也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来自金砖国家的竞争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担忧，美欧对此协议的谈判也在加紧进行。虽然能否在2015年内完成谈判尚不确定，但国际观察人士对美欧最终达成协议的前景多抱乐观预期。除TPP和TTIP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力图通过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增强其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TISA是由少数世贸组织成员国组成的WTO“服务业挚友集团”（RGF）推动，于2013年正式展开的谈判，旨在推动制定服务贸易自由化新规则，涵盖许多重要服务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物流和运输、金融服务和企业服务。目前已有51个国家加入，既有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也有智利、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该协定涵盖了全球70%的服务贸易，年贸易规模可达4万亿美元。中国于2013年10月正式宣布申请加入TISA谈判，意在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倒逼国内服务贸易的改革和发展。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欧盟宣布大力支持中国加入TISA谈判，并将此立场写入中欧峰会联合声明。然而，美国对中国加入TISA却持消极态度，担忧中国的加入会降低谈判的标准。

　　美国推动和力图主导的TPP、TTIP和TISA经贸规则有一些共性特征。首先，都与WTO多哈回合谈判止步不前有一定关系。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启动至今，旷日持久，步履艰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美、欧等发达国家为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颓势，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决定在发达国家之间先制订新的游戏规则，倒逼WTO打破谈判僵局。

　　其次，TPP、TTIP和TISA皆被视作加强与新兴国家竞争的工具。三大协定在谈判形式上都采取秘密方式进行，谈判内容对外不公开。对是否允许中国、俄罗斯等主要新兴大国加入谈判，美国都采取谨慎立场：一是在创始阶段不予接纳，担心中、俄进来后搅局。二是在框架确立后再考虑中、俄等加入问题，但将通过设定条件收取“入门费”。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强烈批评和不满，他说：“一系列国家走上了封闭式专享经济联盟的道路。成立这些联盟的谈判不公开，对本国公民、本国实业界、舆论界和其他国家均保密。利益可能牵扯其中的其他国家同样一无所知。很可能他们想让我们所有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游戏规则被改写了，而且又是为了迎合被挑选出来的小范围，并且把WTO排除在外。这会令贸易体系完全失衡并分裂全球经济空间。”普京的话反映了俄罗斯的担忧，也道出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争夺国际游戏规则制定权制约新兴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秩序之争对国际竞争态势的影响和意义。

　　地区热点问题出现新动向

　　2015年，全球地区热点仍然集中于中东、东欧和东亚三个地区，但形势出现新变化，而且特点各不相同。

　　中东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朗核协议签署，美伊关系缓和。对中东地区来说，美伊关系对中东形势有决定性影响，美伊对抗结束是历史性事件。在后伊核时期，美伊关系将由对抗状态转化为非敌非友状态，伊朗承认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而美国则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承诺不损害伊朗政权的安全。双方都将从这一妥协中受益。对美国来说，这有利于减少以色列和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掣肘，从而进一步降低美国维护其中东主导地位的成本；对伊朗来说，摆脱了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将利用其特殊战略地位和石油资源以及人才优势，推动经济迅速起飞，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将进一步上升。虽然由于美国国内多数人反对伊核协议，两年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是否继承奥巴马政府的这份外交遗产尚有不确定因素，但从大势看，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是大势所趋。后伊核时期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的新格局，将为其他国际力量如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东施展影响提供更大空间。

　　二是从2015年9月30日开始，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对叙利亚和中东形势造成重大影响。“伊斯兰国”的出现，使美国和西方颠覆巴沙尔政权和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势力之间陷入两难困境。俄罗斯选准这一有利时机，对“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反对派势力实施军事打击，既震慑了叙境内恐怖主义势力，也遏制了美国西方的“倒巴（巴沙尔）”势头，叙利亚战局出现有利于叙政府的变化。在俄军事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在伊朗和真主党盟友协助下，收复了部分失地。俄军事介入打乱了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部署，在中东地区形成了美俄分别牵头的两大反恐阵营，加剧了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分化，使各国不得不在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一定冲击。俄此举不仅有助于加强俄在中东的地位，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且可借此调动国际关系，争夺反恐道义制高点，有利于扭转乌克兰危机以来遭受西方孤立制裁的被动局面，可谓一石多鸟。不过，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面临局限和风险，其效果和影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明确表示不会派地面部队参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预料俄空中打击行动只会持续3到4个月。国内外观察家普遍认为，这种有限的军事行动不太可能对叙利亚军事冲突形势产生决定性影响，政治上也不会使美国西方改变其要求巴沙尔下台的立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军事介入将给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与西方展开博弈增添筹码。

　　三是中东动荡影响外溢，大批难民涌入欧洲。2015年，涌入欧洲的中东难民达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估计，今年前10个月涌入欧洲的难民已达70万，预计全年将超过100万。德国预计今年将收到80万份难民申请，而2014年为20万份。多数难民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科索沃等国家。取道土耳其抵达希腊进入欧洲的难民最多，今年1—8月总计13万多人，其中约六成是叙利亚人，四成是阿富汗人。匈牙利是第二入境口，难民超过10万人。难民最渴望的三个目的地分别是德国、瑞典和英国。难民数量爆炸式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战争和冲突的扩散。难民最多的国家，都是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叙利亚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仍无缓解迹象，所以产生的难民最多。欧洲面临的难民危机折射的是中东和中亚地区多年战乱和冲突的外溢效应。

　　乌克兰问题仍是欧洲面临的主要地区热点。与2014年相比，乌克兰危机在2015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各方间艰难的折冲博弈，明斯克协议开始发挥作用，乌克兰东部冲突出现趋缓迹象。但由于引发危机的各种深层矛盾未解，这种趋缓势头基础非常脆弱，许多因素依然可能导致激烈的武装冲突再度爆发。目前乌克兰经济濒临崩溃，亟须深层改革，而乌克兰东部持续敌对状态阻碍了改革和经济发展。西方特别是美国不会解除对俄制裁，俄罗斯也没有屈服于西方制裁的迹象，但俄罗斯为此不得不在经济和外交上承受高昂的代价。围绕乌克兰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形成死结，这是乌克兰危机陷入僵局的根源所在。

　　亚太是地区热点问题集中的第三个地区，2015年有关形势也出现一些新变化。与中东热点和乌克兰问题不同，围绕亚太地区热点，有关当事方之间实际发生冲突的风险并非在升高，而是趋于降低。无论是在有关领土及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还是在冷战遗留问题如朝鲜半岛上的对立，可控性总体都有所加强。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主要来自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展开的战略博弈。美、日为在对话战略博弈中争取有利态势，常常利用地区领土争议问题做文章，而个别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试图利用大国矛盾，坐收渔利。因此，管控这一地区的热点问题，关键在于大国关系，尤其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增强战略互信。2015年，由于中美、中日等大国关系总体朝积极方向发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摩擦和争议并未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根本影响。

　　中国外交积极进取，成绩斐然

　　2015年中国外交高潮迭起，亮点频显，成果丰硕，在中国外交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全方位改善大国关系，中美、中俄、中欧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或进展。习近平主席访美，对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作为世界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具有决定性作用。中美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相互依存，合作基础深厚，在广泛的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中美必须也只能探索一条互利共存的道路。习主席此次访美，正值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增进双方互信，拓展和深化中美合作，管控双方分歧，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一系列共识和务实合作成果。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承诺共同探索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准则；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双方再次确认在2014年中美联合声明基础上强化合作；在经贸领域，双方签署了巨额合作订单，包括中国从波音公司购买300架飞机，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空间；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沟通；在地区安全特别是南海分歧等问题上积极探索危机管控的途径，降低误判和冲突风险。

　　中俄关系继续沿着高水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向推进。双方在解决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改进和完善国际秩序等地区和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协调；在金砖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加大合作；在应对西方战略压力方面相互借重；在推进双边经贸、科技、人文领域务实合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在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巩固了中国在中美俄大三角中的主动地位。

　　中欧关系是2015年中国外交的又一亮点。上半年，通过争取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支持建立亚投行，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问题上成功避免了美欧联手对华施压，在中美竞争和中美欧三角互动中赢得了主动。下半年，中欧关系进一步升温。习主席访英，受到英方超高规格接待，开启了中英“黄金时代”，将中英合作推向一个新高潮。作为对地区和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英提升合作对推动中欧关系发展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英国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长期被视为追随美国的影子，英国对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客观上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对美博弈中的地位。继中英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又接踵访华，在加强双边战略协调与加大务实合作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德法驻华大使柯慕贤和顾山在《人民日报》联名撰文，称德法两国是中国在欧盟的核心伙伴，认为德法各自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从未像今天一样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表示德法愿与中国在气候变化、乌克兰问题、叙利亚冲突、国际反恐以及国际秩序变革等问题上加强合作。两国均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德法有中国需要的技术优势，中国有欧洲需要的巨大市场和充沛的投资资金，双方在众多领域互补性都很强。德法与中国加强合作，有助于重树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信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中国与英、德、法三大欧洲国家的外交成果，使中欧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提升。

　　中国外交的另一成就是稳固周边。中日韩加强合作，中日关系趋向缓和，是亮点之一。2015年11月，第六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期间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三国于会后发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对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日领导人会晤，反映两国关系正在逐步走出僵局，出现回稳势头，对于解决双方关系中的敏感复杂问题，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具有积极作用。亮点之二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习主席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对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和友谊，管控和解决中国同有关国家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争议，稳定中国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多边外交领域，中国进一步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习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习主席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道路，并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等，充分展现了中国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具有的大国责任、大国风范和大国担当。

　　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面临新挑战、新调整、新发展背景下，习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中国开展的一次重大多边外交行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吹响了我国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号角。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同G20、APEC两个峰会主题不谋而合。作为APEC上届东道主和G20候任主席国，中国在全球最主要经济金融合作平台和亚太地区最高层级区域合作论坛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2015年是中国深化改革之年，也是扩大开放之年，中国外交在推动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设立，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方面的成就极大拓展了中国的外部发展空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中国与众多国家的合作，为国内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对维护我国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意义重大。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