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河

　　人们强烈期待着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普通劳动者收入低。

　　让我们从“富士康”说起。深圳富士康公司前不久发生了13名员工先后跳楼的惨痛事件。这记警钟，使人们高度关注“中国制造”后面的低工资现象。先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2009年11月正常工作21.75天，底薪900元；

　　工作日加班 60.50小时，报酬469元；

　　双休日加班 75小时，报酬776元；

　　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有60%的收入是靠加班。上岗后，他必须高速重复枯燥的动作：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装袋—贴签—重新放回，最忙时8秒要完成一个循环……然而，他如果想买一台本公司组装的苹果iPad电脑（单价约7500元），需付8个多月的底薪。因工资低被迫加班到身心极限，这就是中国员工在“世界工厂”里的尴尬。

　　富士康并不是孤案。沿海地区许多“代别人加工产品的企业”都存在“富老板穷工人，强资本弱劳动”现象。再看另一实例：小谭在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了两年半，每月工资1200元，他觉得这与公司在中国市场年利润13亿美元相比很不合理，就参与了5月中旬的一次罢工。本田公司于6月4日同意将工人的月工资提高35%左右，增加至1620元。接着，一些日资汽车及零配件生产企业也出现了“罢工潮”，要求加薪。

　　工人要求加薪有理由。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汽车产业每名员工每小时生产成本为69美元，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35％至45％。在我国，某些企业劳动力成本只有10％。有人担心“涨薪潮”会导致外资转移别国。其实，中国是汽车生产和消费的黄金宝地，老板舍不得外迁。“涨薪潮”意味着劳资关系调整面临着新的历史节点。

　　截至目前，我国许多企业是在替跨国公司搞廉价加工。举例说，中国的“呜呜祖拉”在南非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产值约为2000万美元，但利润却只有5%。每造一个喇叭，工人与老板仅仅各赚一毛，收入可怜。此外，我国工人的工资低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普通劳动力过剩，当工资再低都有人干时，企业不会加薪。其二是劳动力文化技能水平低，只会做初级劳动的人，工资当然低。

　　低工资现象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代价。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都曾经历过这一阶段。当然，低工资不会长期持续，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在我国，靠血汗工厂、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已经到头了。

　　为向低工资说“拜拜”，我国的“政策组合拳”正在加大力度。今年全国已有14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接近20%。政府在鼓励企业老板把更多利润用于为工人“分蛋糕”的同时，引导企业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博弈与谈判平台。全国总工会近日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力争到2012年基本实行集体合同制。这些措施表面上会使老板有“割肉”之痛，但实质上却能调动工人积极性，提高效率并促使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科技

　　含量、增加盈利上。此外，政府在医疗、养老等诸多方面“加大民生力度”，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兜底保障，这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

　　下一期，我们接谈如何营建“橄榄形”社会，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